陳竟明是生物化學學者,專注毒理學硏究,現為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兼任環境科學課程主任。他自言在愛國家庭長大,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非常嚮往所謂新中國,文革期間仍時常北上,甚至參加左派工會活動。不過陳家左中右報紙都看,父母雖然愛國,卻不特別抗拒國民黨,親戚朋友左右皆有,大家相處亦無問題,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同樣慶祝,那年代的香港社會可說是真正包容各方。 陳竟明就是在這種環境和氣氛成長,自小已十分喜愛大自然,參加很多課外活動,也覺得政治可以談論,而且並不可怕。

一九七八年,陳竟明入讀中文大學生物系,副修地理。大二那年,他參加學聯國際部的工作,也剛好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受到民主與科學才能救國的思潮所洗禮,便立志以提倡民主和科學為職志。陳竟明大學畢業時仍滿腔愛國思想,覺得若非共產黨駕馭有法,中國恐怕會大亂,所以共產黨會糾正錯誤,中國亦必會強大,心態和今天很多「愛國人士」一模一樣。 「當時我們很多同學都很支持民主回歸,甚至想到民主拒共。況且以為國家會進步,開放改革停不了步,還夢想回歸時,兩地差距會縮小。」

一九八四年,陳竟明往加拿大深造,攻讀博士學位,接觸到外面的世界,比較之下,終於覺悟。他在北歐和北美所見所聞,就是一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他對中共仍有遐想,認為中國的問題主要在窮,可惜之前走錯了路,當時共產黨提出要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對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陳竟明徹底改變這種想法。「專權專制者,永遠也不會放棄自己擁有的權力,而殘暴政權的本質便是兇殘,為保障自己的利益,可以殺害手無寸鐵的人民百姓。而中共的所謂社會主義特色也只是狼身上的羊皮外衣,欺騙人民的技倆而已。」

「我覺得香港人一定要靠自己,中共的一套我很熟悉,早已知道香港九七之後一定會有巨變。中共是非常特殊和有中國特色的專制集團,幾十年來的歷史有目共睹,香港當前出現的局面其實是必然,又或許可以預計的結果。」

一九九二年,陳竟明回到母校中文大學任教。一九九四年,他在《九十年代》看到新成立的民主黨招募黨員,他馬上申請,入了黨,希望可以服務香港。一九九九年,他參加回歸後的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和前綫的候選人爭奪選票,最後落敗。不過他這次參選主要目的在接受一次選舉的洗禮,因為他該年剛出任民主黨新界東支部常委,希望可以多了解地區運作和親歷選舉的過程。其實他對區議會並不陌生,他在中大三年級時曾經在當年的大埔理民府做地區行政暑期工,協助地區做選民登記的工作。這一次他雖然沒有當選,得到的經驗卻很寶貴,但他坦言,區議員的工作要用很多時間,很多人以為可以在正職以外兼顧,根本難乎其難。

在民主黨十多年,做了新界東支部主席八年,更一度出任民主黨副主席,二○一○年退黨,陳竟明並無太大的感觸,覺得路是要往前走的。他認為民主黨注定是個悲劇,因為共產黨永遠不相信任何黨派,就算連自己嫡系的民建聯也無例外,所以民主黨只能做反對黨,而在共產黨統治下,反對黨如果拒絕做裝飾用的花瓶便只有被打壓。

「董建華政府治下,政治環境算得是較為寬鬆,政黨似乎仍有發展的餘地。二十三條立法事件是分水嶺,董建華下台,面紗也掉下來了,中聯辦下場親自操刀,特區政府靠邊站。所有選舉都由中聯辦嚴密操控和組織,如今由土共執政, 結果是以前選舉時才出現的激烈鬥爭現在搬到街頭天天上演。現時的形勢是非常惡劣。」

新民主同盟屬泛民一員,也永遠只能做共產黨統治下受打壓的反對派,陳竟明並不諱言。他認為新同盟現在的角色是要抗赤化,基本策略是提倡本土論述。他強調,香港人再不出來為自己做點事,赤化只會來得更快和更可怕。他補充說,所謂抗赤化也就是不要變得和大陸一樣,大媽化和一言堂。其實是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保存不到自己的特點,赤化了,兩制便無從談起。現時大陸除了在經濟上控制香港外,亦以不斷移民來改變香港的人口結構,甚至乎香港的城市發展已揚棄了以往自給自足的原則,香港的城市佈局日漸模糊,與大陸加速融合。

新民主同盟主張「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按陳竟明的解釋,其實是建基於《基本法》所列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本土的意思,概而言之是所有關乎民生事務的決定都應該是公民所賦予的,而最能有效保障公民這個基本權利的便是民主制度。他覺得以溫和泛民來標籤新民主同盟並不恰當,溫和泛民指的應該是那些一方面想爭取民主,另一方面卻不敢逆共產黨意思的人。新民主同盟只是不走激進路線,黨雖然小,但以札實的地區工作為基礎,港人優先的立場清楚,堅持原則,民主之路縱使再崎嶇也走下去。

「我相信制度,只要有一個好的制度和組織架構,我們便會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大不一定好,小也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只要我們能夠為香港保存到一點民主的燈火,已經問心無愧。而本土民主自治之路,將要一直走下去,繼續捍衛港人利益和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我們以本土議題為本,爭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實對中國真正的政治現代化來說,也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