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淑卿本只是個普通家庭主婦,一九八○年代住在沙田,一九九○年遷居上水。她有好幾年健康欠佳,經常進出醫院,情況穩定後,每天丈夫上班和兒子上學後,無所事事,主要活動便是打麻將。她的丈夫有時候怕她覺得悶,找些興趣班課程給她,要她報讀,但她仍是較喜歡和街坊打麻將。她對時事並不特別關心,不過有很多親戚在大陸,經常回鄉探親,九七回歸,她很興奮,有種一家團聚的感覺。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誰也避不開。鄭淑卿本來不甚了了,但從電視看到北京發生的血腥慘劇,震驚了,重重摑了自己一巴掌,告訴自己:看清楚這個國家是如何對付人民的。

遷居上水後,鄭淑卿有點「舉目無親」的感覺,時常跑回熟悉的沙田。一九九一年,香港舉行第一次立法局直接選舉,沙田屬新界東選區。鄭淑卿在沙田看到港同盟的宣傳車,遇到舊日的街坊在做義工,傾談之下,她躍躍欲試,於是加入。港同盟的新界東支部設在沙田博康邨,毗連故居,她如魚得水,忙碌地派單張和洗樓,有時候甚至動員舊日的街坊好友幫手。可是後來劉江華變節,義工團隊散了,加以當時人手不足,餘下來的義工要到處幫忙。鄭淑卿到過黃大仙、將軍澳,甚至屯門助選,雖然辛苦,但堅持不懈。她後來索性加入港同盟,兩年後更競選港同盟的執行委員會職位。她記得當時司徒華面試候選人,問她為甚麼想加入委員會,她回答說因為有時間和有能力,所以想多做點事。

「後來港同盟和匯點合併成民主黨。其實匯點和港同盟是截然不同的組織,港同盟是實幹派,大小事情都親力親為去做,連宣傳的街板也是自己手製繪畫的,但匯點本來是論政團體,說多過做。我覺得行動較為重要,每人多出一分力,已經很好。香港人應該可以做得到。」

不少香港人對共產黨都存恐懼之心,鄭淑卿亦不諱言。她回憶說,有一次司徒華問她,要是香港回歸後,情況變壞,她先生是公務員,以她的政治立場,怎麼辦?她毫不猶豫回答說,如果被迫劃清界線,為了不連累丈夫,她會選擇離婚。她也想過送兒子到外國讀書,但兒子怎樣也不肯走。結果香港的發展雖然變壞,幸好尚未到要走這一步。她沒有離婚,但與加入了十六年的民主黨分手。

二○一○年,泛民力爭二○一二年雙普選之際,民主黨不參與五區公投,還與北京談判,北京接納民主黨提出的超級區議會方案,民主黨則「袋住先」,支持通過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案。民主黨和北京談判時,有不少黨員很不滿,後來更忿而退黨,鄭淑卿是其中一人。她清楚記得當日是六月二十一日,民主黨在銅鑼灣教協會所舉行特別黨員大會,討論了四個多小時,深夜時通過了支持特區的政改方案,不滿的黨員一起離場,她和流著淚的范國威走到樓下,看到有人在門前焚香,譏諷民主黨已死。

「當時我已決定退出民主黨,但其他人說等一等,不要衝動。那便等一等吧。結果後來我們有二十多人退黨。我們其中不少人早已被標籤為少壯派或者改革派,在民主黨內代表了不一樣的聲音。其實分手不是壞事,彼此的立場和作風愈來愈有距離,為甚麼還要在一起?」

同年十月,新民主同盟成立,一群理念相近的人走在一起,希望有所作為,其中有多人是以前民主黨新界東支部的成員,也就是被視為少壯派或者改革派的人物。鄭淑卿頗懷念以前那段日子,大家齊心協力,埋頭苦幹,他們的口號是「工作時盡力,遊戲時盡興」(work hard, play hard)。其他支部的人都覺得他們有點怪,但他們幹勁沖天,成績有目共睹。這種作風當然也在新同盟萌芽生長。不過鄭淑卿覺得近年不少新成員都表現得有點急進,她不免感到有點擔憂,認為應更謹慎,耐心給機會予新人磨合。

鄭淑卿認同年輕人有很多優點,有活力和衝勁,腦袋轉動敏捷,所以她對老人政治很反感,覺得應該多給機會年輕人去磨練和嘗試。她近年亦逐漸減少工作,希望逐漸淡出,因為健康已大不如前,而且丈夫已退休,有時甚至陪她擺街站,但她覺得應該是退下來的時候了。二十多年前她從廚房走出來,現在考慮走回去。不過目前工作可多著,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新民主同盟計劃拓展到其他地區,任務之繁重,可以預見。可是鄭淑卿對目前香港的情況不無嘆惜,尤其是建制派資源龐大,人力物力充足,排山倒海壓過來,保住已有的席位已經不容易,要在別的選區勝出只有盡力而為。

「我們也只能盡力而為。面對這個政府和這個形勢會感到很無奈,但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放棄。有些人選擇移民,我不會。為甚麼要走?這個地方是我們的,我們要盡力保衛自己的家。最後可能都是失敗,但盡了力,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