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強二○○○年代中期加入民主黨,二○○七年參加區議會選舉,成為將軍澳區議員。二○一○,民主黨因政改立場受到黨內外的猛烈批評,一班被視為改革派的黨員集體退黨,張國強是其中一人。當年整個民主黨新界東支部的區議員都和民主黨分道揚鑣,道不同不相為謀,堅持理想的人都是有勇氣的。這班人成立了新民主同盟,同樣需要很大的勇氣。

一九八○年代,張國強在香港電話公司工作,是職員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協會是職工盟的工會會員,自那時起,他因為工會的工作而認識了好幾位香港工運界和政界的人物。一九九九年,將軍澳區出現不正常的沉降現像,張國強居住的唐明苑連道路也傾斜了。事件擾攘了好久,張國強加入了屋苑的關注組,認識了住在同一屋苑的范國威,彼此都熱心屋苑事務,相知於心,時有往還。二○○○年,當年任李柱銘助理的范國威代表民主黨參與西貢區議會選舉,奪得議席。以張國強的經驗,民主黨豈會不向他招手,但張國強將屆退休之年,覺得還是謀定而後動,到他下定決心入黨,已是二○○五、○六年之間的事。張國強從退休到成為民主黨的社區主任、當選區議員、退出民主黨、參與成立新民主同盟,幾年之間,變化不可謂不大。

「人生很多時候都離不開機緣巧合,但說來說去都是有沒有心的問題。民主路上大家都是朋友,有心做事的便多出點力。」

在地區工作上,張國強一直努力不懈,但他覺得區議會始終只是個諮詢機構,沒有實權,區議員難有作為。地區的聲音可以很響亮,但政府充耳不聞,或者口說聽到民意,制定政策時卻不顧民意,區議會礙於本身性質而奈何不得。張國強指出,當年香港政制為三層議會架構,上為立法會,中為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下為區議會,董建華政府要解散中層的市政局時,承諾會下放權力予區議會,誰知卻食言。現在的區議會只能就每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事務提供意見,而政府則下放有限的監察權力和責任予區議會。雖然如此,張國強認為地區工作是和市民建立關係及溝通的重要渠道,不可放鬆。

據張國強的分析,區議會議席另一個重要的作用是爭取資源,議席愈多所得的資源亦愈多,佔有的版圖亦愈廣,對感召和招募同道中人的效果也愈大。立法會議席當然也一樣,但競選立法會所需的成本太大,負擔重得多。對資源豐富的建制派來說,議席多寡是向北京交成績的問題,但泛民可是充饑以至生死存亡的大事了。

「區議員要深耕細作,一步一腳印地走,要耐心和勤力,這樣才可以取得居民的信任。曾經有居民對我說:『我不會投票給甚麼政黨,只投票給你!』」

回顧區議會的工作時,張國強以新民主同盟「民主要堅持,民生無小事」的宗旨來作注腳。他覺得這也是自己與對手的區別,只講自己,堅持自己的理想,做好份內的工作,不批評或抹黑對手。新民主同盟計劃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派出多位年輕黨員出選,他認為是必然的發展,是對年輕黨員一次很寶貴的歷練,而且一個政黨亦不可能永遠守著一個地區,不思進取。不過他承認,建制派的開荒工作比泛民走前得多,這固然和資源有關,但人才、氣魄和鬥志才是關鍵因素。他坦言自己打算退下來,專注協助培養年輕黨員的工作。他強調,一個政黨必須盡力栽培年輕力量,年紀大的老黨員在適當時候便應該退下來,這才是一個有為政黨的胸襟。

張國強對新民主同盟期望甚殷,希望新同盟能夠穩步發展。他覺得一個如新同盟的年輕政黨因為受制於資源,不能走得太快,否則根基不穩的話便很危險。他亦慨嘆以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泛民的路只會愈來愈崎嶇,香港的民主發展亦一點不容樂觀。雨傘運動後,他察覺不到區內居民的態度有甚麼特別的變化,大家生活和往日沒有分別,一般人對日常事務的關心遠較政制發展為大。普遍來說,香港大多數人都是實在派,支持民主沒有問題,但社會最好不要亂,年紀較大的一輩更明顯,人生最大的目標是有一份好工和有自置物業。張國強覺得從香港百多年來殖民地社會的發展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完全視之為自私,但卻是香港人很大的包袱。年輕一代當然不接受這種觀念,他們都有改變社會的理想,從雨傘運動中即可見一斑。

「我是死硬民主派,不會妥協。泛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道理一清二楚說出來,要有耐性和決心向香港人解釋,令大家明白。以力壓人者是霸道,或者得勢於一時,以理服人才是王道,才會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