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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在小學時已喜愛藝術,原來的志願是做設計師,一九八八年到美國升學,也是攻讀美術,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卻改變了他的世界。他第一次走上街頭參加示威,在三藩市中國領使館外抗議共產黨政府在北京屠殺學生和平民。大學畢業後,他跑去念了一個政治學碩士學位。美術的人念政治學一點也不容易,范國威引用方勵之的說話來說服研究院收他入學。他自言受方勵之影響甚大,印象最深刻的這位中國物理學家曾以宇宙科學解釋政治,認為宇宙有完美的客觀秩序,表現藝術的美感,人文社會在制度上亦應朝這種藝術美感發展。

一九九○年,范國威在美國參與籌組美國香港華人聯會,認識了李柱銘、何俊仁、劉千石等香港政治人物。一九九七年,范國威回港,加入民主黨,還成為李柱銘的助理。當時民主黨是龍頭大哥,民望一時無兩,范國威曾經和李柱銘在銅鑼灣崇光外籌款,一個下午便籌到十多萬元。可惜成功亦製造了一個難容異議的權力核心,論資排輩的「大佬文化」把所有要求改革的聲音視為企圖奪權的挑戰,民主黨開始分裂。二○一○年,發生的事眾所周知,范國威等少壯派,或者也可以說是改革派終於死心,退出民主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甚麼慘烈的攻擊和污衊我們都忍了,但大是大非的基本價值不能妥協。民主黨○八年的政綱和選舉承諾是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現在支持並無這兩者在內的政改,失信於天下,完全不能接受。」

二○一一年,以這班原來民主黨少壯派為骨幹組成的新民主同盟參與區議會選舉,奪得八個議席,范國威的得票比他的民建聯對手多出三倍,以一個新成立而且資源不足的政黨來說是令人刮目相看。第二年,新同盟參選立法會,范國威為泛民取得新界東選區的關鍵性議席,阻遏了建制派取得過半數地方直選議席的機會。范國威回顧當時選情,認為得勝的一大原因是新同盟提出的「港人優先」議題奏效,開拓了不少年輕一代的票源,這都是多得特區政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對此反感的年輕人豈會不投他一票。

立法會一人黨的壓力不輕。范國威解釋,新民主同盟吸取了民主黨黨政不分的教訓,為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在獲得立法會議席的黨員身上,採取了一個輪任召集人制,身為立法會議員的黨員不能出任召集人,只保留執行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職位,以黨領政而不是政領黨,盡量令權力達到平衡。不過他坦承,媒體和市民都覺得他在議會的工作是代表新民主同盟的立場,這當然是實情,例如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如機場三跑、新界東北計劃、堆填區、污泥焚化爐等,他在立法會必然代表新民主同盟的立場發言和投票。

「不過立法會有十八個事務委員會,只加入五、六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每次開會都有很多事項要表決,不可能諮詢黨員後取得黨的立場再投票,所以對自己的判斷力和處理技巧是很大的考驗,要盡量不偏離黨的原有理念,也不希望會引起內部爭議。壓力不少,幸好大家都能諒解,我覺得最重要是開誠布公,虛心接受意見。」

身兼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范國威認為時間的分配要非常小心,他強調不會老是耽在立法會,一定會把一半時間用在地區議員辦事處。他解釋,審議法案固然重要,但處理地區個案也是直接協助市民的有效方式。他以零售和批發來妙喻兩種取態,喜歡批發的政治人物只要有一兩件觸目的事,引起社會談論,已經達到目的,另一些卻逐個個案處理,逐票爭取回來,有如零售,但細水長流,和市民建立的關係深遠。他以鄭家富為例,不要說齋餅蛇糉這些花錢勾當,連普通活動也從來不搞,但極重視個案的處理,認真提供法律服務,支持者就是這樣爭取回來的,所以民眾基礎非常堅固。新民主同盟有好幾位成員以前在民主黨時曾經和鄭家富合作過,對他都很佩服,亦受他影響,所以地區工作做得細緻札實。

兩種議員的身份在時間和角色上難免有衝突,但范國威覺得相對上亦有優勢,立法會議員約見政府官員,以至和官員商討地區問題時,往往比區議員來得方便,而且立法會議員掌握的資訊亦較多。如何把這種優勢轉化到地區工作上,也就是說把全港性的議題和地區問題扣連在一起,從小地區問題來說大道理,在地區上推動民主,正是新民主同盟努力探討的議政方向。范國威舉出將軍澳堆填區為例子,認為應該令市民明白,堆填區不只是區內環境污染或者樓價受影響的事,而是背後一整套都市固體廢物處理政策,牽涉的是我們整個城市,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政府行政機關故此必須由民主的制度來監督,

「今天的特區政府只聽命北京。鄧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原意是希望香港變差得慢一點,大陸變好得快一點,兩者會有一個交接點。現在形勢真的很惡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句話雖然有點老套,但也只有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