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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銘澤中文大學主修政治與行政學,二○一四年畢業。他的父親很關心社會和留意時事,家裡時常收聽電台的時事節目,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年輕已經培養了這方面的興趣,入大學選科時理所當然地選了政治與行政學。黎銘澤在中大政政系最喜歡上馬樹人教授的課,覺得很有啟發性,令他改變了以往的直線式思考,懂得從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去看問題。他也很喜歡歷史,覺得歷史的演變很多時候受人的決定左右。歷史事件當然有其出現的背境,但人才是主角,不論是群眾或者領袖,他們的決定都會影響到歷史的發展,事件的背境可能相似,但結果卻因人的行為而不同。他在大學時參加過中大學生會和學聯的工作,當時也有想過加入辯論隊,但覺得辯論就算贏了,其實一切還是依舊,他想切實做點事,希望可以帶來改變。

黎銘澤加入新民主同盟主要是因為理念相近,尤其是同盟對本土議題的關注更是他十分認同的。他覺得香港的特殊性正受到嚴重的威脅,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行事模式正慢慢變質,政治上固然受制,經濟上亦愈來愈依賴中國大陸,很多過往香港人習以為常的價值,例如言論自由、本土人權益等,都在受到侵蝕甚至逐漸消失。他認為歷史是可以爭奪的,我們如何去理解自己往往視乎歷史是如何寫成,而歷史是不應由當權者去寫的。他感到現在香港正被寫成為一個中國的邊陲城市,只能依附著中國大陸,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並不是那麼簡單。香港特殊之處在中西文化交匯,香港人既有中國人的陋習,但亦有現代人的守法和公民意識,這是不容忽略的。

「我們這些年輕的一代沒有經歷過香港從無到有的年代,但我們看到香港是一個美好的地方,很不幸這些我們自豪和珍惜的美好東西正在消失。這更加令我覺得有需要去好好了解香港的歷史,發掘更多有關香港的事跡,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這個我們喜愛的城市怎會變成現在的樣子?我們的歷史不應該由當權者去寫的。」

黎銘澤的朋友超過九成是支持民主的,如果用雨傘運動的用語,就是黃絲帶或者黃絲帶的支持者。他覺得新民主同盟是比較受年輕一代接受的政黨,起碼不會令年輕人反感。有些較為走得前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新民主同盟走得不夠激進,但仍不會視同盟為敵人。因為新民主同盟所提倡的本土文化意識和年輕一代所追求的目標非常相似,大家都希望能夠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本土的身份認同,不被洶湧而至的狂潮所淹沒。

對於建制派把本土論述誣為搞港獨,黎銘澤一點不覺得出奇,認為這是北京的一貫手法,對台灣、西藏和新疆都是這樣,總是以整個中國壓下來,用民族意識來打壓小部分人。他覺得當前要務是要爭取聽眾,向市民解釋「本土」的意思,深入地討論本土文化和價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大家理解得愈好,才可以決定這些是不是我們需要堅決維護的東西。

「香港人常常講香港的核心價值,講自由和法治,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也不斷把這些名詞掛在口邊,但這些都不是空泛的名詞,而是有實在的內涵和論述的。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討論,大家從客觀和理性的角度去了解這些概念。我們眼中的是怎樣的一個香港,並不是隨便由當權者來描繪的。我們講得愈實在,要扣我們帽子便愈難。」

雨傘運動爆發時,黎銘澤嚐過催淚彈的煙霧,期間他也參加過抗議和示威活動,但他認為香港目前並未去到一個地步可以用公民抗命的方式或者體制外的活動去推翻一個政權的決定。雨傘運動之類的抗爭只能對著重民意或者起碼著重面子的政府才收效,特區政府的權力來自北京,不是人民授權的,所以根本不會在意。香港的情況亦未致於令一般人覺得非進行激烈對抗不可,所以最後是處於膠著狀態。他覺得可以做的是用選票來更有力地表達民意,儘管香港的選舉制度算不上是真正民主,但在一個半開放的體制內爭取最大的空間是目前最可行的一步。

黎銘澤認為民主除了要身體力行外,也要不斷把信息傳播開去,影響更多的人。他相信雨傘運動期間造成的負面印象會慢慢淡化,但運動所追尋的理想會繼續傳開去和強化。他現時是新民主同盟將軍澳區議員的助理,努力協助議員做好地區工作,也認真考慮參加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對坊間流傳那些泛民將會在選舉大敗的論調,他頗不以為然。因為香港不論區議會還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都偏低,經歷過雨傘運動後,年輕一代的投票意欲增加了,所以結果如何現時是言之尚早。

「香港的情況未致於絕望。年輕一代誰不嚮往自由?所以大多數人都認同要爭取民主,就算不走在最前面,也很少會跑到對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