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合在九龍華仁讀中學時,外籍神父教他們公平和公義的道理,告訴他們所有人是平等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他覺得非要做點甚麼事情不可,到簡稱港同盟的香港民主同盟成立,他主動聯絡,做助選義工,其後港同盟和匯點合併而成民主黨,他成為民主黨的創黨黨員。張寶合原是公務員,在工會認識了幾個港同盟的成員,所以由港同盟而民主黨是很自然的事。香港回歸後,董建華施政無方,公務員士氣不振,張寶合意興闌珊,二○○六年提早退休。

到民主黨「大佬文化」的不良影響浮現,張寶合滿不是味道,他眼看黨內年輕一代受盡壓迫,權力中心的既得利益者視這些年輕黨員為對立的人,要挑戰他們的權威和冒犯他們的尊嚴。張寶合覺得很不對路,政黨應該有世代交替的機制,把年輕一代強壓下去,不給他們機會,政黨的發展怎會健康。他雖然以年紀來說屬長一輩,但十分同情年輕的黨員,時常仗義執言,結果也被視為異己。他最看不過眼的是黨內選舉毫不民主,不獲掌權者青睞的人差不多一定會被摒除在外。二○○七年,他決定退出民主黨。

「當時那些被排擠的黨員其實都有去意,但大家可能仍抱一絲希望,想多留一會,看看會不會有改變。人各有志,我不便多言,所以先走。結果二○一○便發生中聯辦密室談判事件,無可救藥了,大家才死了心。」

新民主同盟成立時,大家想起張寶合這位老朋友,邀請他加入。張寶合在新同盟內做了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但始終覺得應該由年輕人領導,所以退了下來。他坦言,年輕人的優點是有活力和衝勁,缺點是耐性不足,而且有時候不夠深思熟慮,覺得有機會做便去做,沒有想清楚可能出現的後果。他發覺有不少年輕人都滿腔熱誠加入,希望可以出點力,但到發覺困難重重,或者接二連三遇到挫折,難免感到氣餒,極端的例子是選擇離開,有些則從前線退下來,寧願做輔助性的工作。張寶合補充說,新同盟極著重地區工作,亦做得出色,但地區工作要求的正是耐性和毅力,而且很多時候需要極有技巧來處理人際關係,對年輕成員來說是重大考驗。他語重心長地指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政黨發展必需培養年輕一代,建立健康的交替制度,年輕人犯錯沒有甚麼大不了,最重要是能夠從錯誤中吸取經驗。

談到新民主同盟的發展,張寶合覺得長遠而言是樂觀的,因為新同盟的規模不大,制度上可供成員輪流參與領導,內部發展目前仍然算是不錯。不過他承認現時香港的形勢可說是十分惡劣,以大陸之龐大,香港根本沒有能力抗拒。他覺得像他那樣老一輩的仍有不少死心眼的人,所用的策略是盡量支撐著,拖慢大陸對香港的干預,因為政治形勢瞬息萬變,時間就是最好的武器,將來發生些甚麼事情誰也不能未卜先知。事實上,當年按估計,大陸在香港回歸後兩屆立法會選舉即可操控一切,但現在已過了四屆,泛民仍能守住三份一多點的議席。不過張寶合慨歎,下屆選舉結果如何則很難說了。

「盡力去做,永不放棄,這十多年的努力是有成果的。時間愈久,我們愈撐下去,大陸愈失耐性,所作所為便暴露出原來面目。香港的『一國兩制』本來的設計是向台灣作示範,但現在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台灣和香港之間亦有一種很微妙的互動作用,台灣的學生運動影響了香港的年輕一代,香港的雨傘運動則反過來呼應了台灣新生代的行動。張寶合覺得雨傘運動主要是香港年輕一代突然間的反應而產生的抗爭行動,沒有計劃,和原來的佔中主張是兩回事。他認為這場舉世觸目的抗爭行動在某程度上是成功的,香港的年輕人已經清楚表達了他們不會甘心向強權屈服的立場,可惜行動未竟全功,因為達不到任何實質效果。

對於現時有人鼓吹港獨,張寶合認為無可無不可。他自言是老一輩的想法,即是承認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國的領土,回歸亦算是合情合理的事,香港在行政上應該可以自主,但現實上很難在領土上獨立。他表示,新民主同盟所倡議的土本論述其實也是以這個原則作大前題,本土權益必須捍衛,政府制定政策應以港人優先。

「回歸後成長的那一代人,沒有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統治,成長期所接受的教育還未有愛國洗腦這回事,所以思想最開放,也最自由。參與雨傘運動的就是這一代,到二○四七年,如無意外,便是治理香港的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