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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大埔富善邨善群樓地下 17 號

關永業一九九八年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畢業後,應徵做了當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鄭家富的助理。其後他加入民主黨,並以民主黨黨員身份參加一九九九年的區議會選舉,取得大埔區富明新選區的議席,此後三屆連任,做了十六年區議員。二○一○年十月,民主黨黨內一班被視為改革派的黨員組成新民主同盟,主要都是民主黨新界東的區議員、地區工作者和社區主任,其後更一起退出民主黨,關永業是其中一人。第二年,新民主同盟有十人參加區議會選舉,結果奪得八席,一嗚驚人,其中六席雖然是連任而得,但也新得兩席,成績令人鼓舞。

新同盟雖然歷史短而規模小,但關永業覺得一路走來尚算順利,有時候甚至可能有點幸運。他們一班人退出民主黨時,社民連和公民黨曾經向他們招手,他們沒有接受,後來社民連分裂,公民黨則牽涉入港珠澳大橋訴訟和外傭居港權案而受到頗大壓力。另一個例子是二○一二年立法會選舉,當時正值特區政府計劃推行國民教育,社會反響甚大,觸發新同盟在參選者范國威的政綱中打出本土議題,主張捍衛本土價值和抗拒大陸化,結果贏得議席,事後分析,這項旗幟分明的本土議題起了頗為關鍵性的作用。

不過隨著社會以至政治上的大環境已改變,加以新同盟在立法會內有一席位,市民的要求和期望增加,他坦承新同盟感到壓力不輕。所以對於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他比較趨向保守,認為未必可以如上屆一樣取得可觀成績。一來新同盟派出很多年輕人出選,有些甚至今年才開始做地區工作,二來是雨傘運動對泛民主派在選舉上的影響是好是壞仍然無人摸得透。

「既然有不少未知因素,我們現在的策略是回到基本的層面,即是做好地區工作,這亦是新同盟的強項。我們當然也會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和原則,這是必須表達清楚的,也不能妥協。每一位支持者我們都非常珍惜,不過有時候某些支持者的想法和我們的立場相左時,我們便要取捨,而且還要頂得住可能出現的影響。」

關永業說,當年他們成立新民主同盟時,對政黨內很普遍的「大佬文化」都引為警惕。新同盟有從政多年的資深黨員,經驗豐富,也有很多年輕人,帶來朝氣和活力。兩代人有時難免會有衝突,但大家都會互相尊重和以理服人。他舉出一次手機上的風波為例,有年輕黨員在批評一份工作報告所用的字體不好,幾位資深黨員則指出內容最重要,糾纏於美術未免無謂,年輕黨員有點負氣說以後不提意見了。資深黨員反省,覺得語氣亦可能過火,於是道歉,年輕人亦明白對方苦心,彼此誤會冰釋。

做了多年區議員,關永業自有深刻的體會,工作固然繁重,事無大小都要處理,但牽涉到政策的層次便往往無能為力。多年來他不斷爭取在區內適當位置裝設升降機,方便老弱和傷健人士上落天橋,但政府總有諸多理由和準則推搪,所以一直不得要領。誰知道梁振英於二○一二年推出「人人暢道通行」計劃,於是大筆撥款,在全港二百多處加設升降機和斜道等無障礙設施。可惜據傳媒近日報道,已完成的項目有些根本不切合實際需要,使用率低,為數不菲的公帑花了,市民卻沒有盡得其利。

「工作辛苦不要緊,最令人氣餒的是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候是官僚主義太重,我們怎樣努力想改善區內環境都沒有用,例子真是多不勝舉,居民諒解倒還好,否則費盡唇舌解釋亦只會招來怨懟。」

今天的區議員差不多全部都有政黨背景,區議員也是政黨在地區上俗稱的「樁腳」,力量其實不容小覷。以二○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為例,關永業和另一位新民主同盟大埔區區議員任啟邦拉得差不多三千票,為新同盟當選者范國威所得選票的一成。不過關永業覺得區議員的主要工作始終是地區的民生事務,而且在目前幾乎一面倒的形勢下,泛民主派的區議員雖然看來有點勢孤力弱,也要盡力為市民保留聲音,設法打開一扇窗口。他在區內走動時,偶爾會有居民和他討論時事和政治,但自雨傘運動後,主動和他談政治的人少了。

多年來的歷練和經驗使關永業深明激進路線之不可恃,今天的激進,明天被視為溫和,永遠有人想走前一步,結果可以很危險。他認為新民主同盟的立場和定位正確,不介意被標籤為溫和派,尤其是新同盟以紮實的地區工作為基礎,要顧及大多數,更不可走激進路線,但並不是說他們便不會參與抗爭。

「激進也好,溫和也好,我們要真普選是大家的共同目標。政府和建制派謊話連篇、指鹿為馬,市民並不愚蠢,他們都眼睛雪亮,泛民堅持說真話,代表不肯向專制屈服的人,是有歷史和政治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