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文工業學院畢業後的暑假,在街上碰到一位老師,是簡稱港同盟的香港民主同盟成員,正參加區議會選舉,知道他正閒著,於是邀請他做助選工作。李偉文誤打誤撞便入了這個圈子,後來港同盟和匯點合併成民主黨,他很自然地便加入,成為創黨黨員,當年只得十八歲。民主黨內有不少社工,他受到影響,後來也成為社工。一九九○年代,香港人對未來仍有憧憬,民主黨的成立是一件大事,不少人覺得加入民主黨團結一致,民主運動便可以壯大。李偉文曾經獲選為民主黨新界東支部常務委員,其後更成為中央委員,但因為和另外幾位少壯派委員直言無忌,被黨內當權派視為反對黨和挑戰者。其後的發展已載入歷史。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黃昏,民主黨在銅鑼灣教協會所舉行特別大會,討論政改立場,贊成和反對兩派激辯了幾小時,最後投票通過支持政府的方案。李偉文記得當晚他們滿懷悲憤地離開,走到樓下,街上聚集了很多市民,都在破口大罵民主黨出賣民主,有人指出李偉文他們是反對派,大家停口不罵。但其他人一出現,再次罵聲四起。七月一日,大遊行,李偉文仍然以民主黨黨員身份在銅鑼灣崇光外擺街站,遊行經過的市民看到民主黨街站,破口大罵,罵他們出賣民主、出賣香港。李偉文有口難言,唯有默默忍受,那種屈辱的感覺點滴心頭,至今不忘。

「當時我們不斷討論去留的問題,再留在民主黨已經沒有意思,後來大家決定先成立一個組織,把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其實主要都是民主黨新界東支部的戰友。大家想了多個名字,最後我提議用新民主同盟,靈感來自港同盟這個名字,也希望找回當年港同盟成立的理念。」

從民主黨到新民主同盟,李偉文看了很多,也經歷了幾代不同的事件。他坦言離開民主黨是一個痛苦及艱難的決定,這個決定今天回想當然是正確,但當日一班人成立新民主同盟,沒有黨部,沒有職員,沒有資源,有的只是對原則和理想的堅持,心情之戰戰兢兢與患得患失永遠難忘。他也承認,新同盟的創黨骨幹都是民主黨出來的,做事方式頗受民主黨那一套影響,這五年來新同盟不斷有新人加入,其中很多是年輕人,自然帶來不少沖擊。以本土議題為例,他們主張本土議題應走溫和路線,年輕成員卻認為可以走得更前。另外一個例子是對地區工作的看法,新同盟內有好幾位在地區服務多年的黨員,經驗十分豐富,一向主張穩扎穩打、深耕細作,這也是新同盟所採取的策略,年輕黨員原則上接受這種做法,但亦會有點不耐煩,認為應該嘗試一些收效更快和更大的方法。李偉文覺得兩者其實並無矛盾,時機到當然要一往無前衝鋒陷陣,但細水長流的地區工作卻是保住根基的最佳策略。

兩代人之間觀念永遠都會差別,李偉文覺得完全可以接受。他回想以前和鄭家富合作,經常被他教訓,指他們不夠勤力,他們都覺得委屈,因為自問已經很努力。今天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他總是覺得年輕人就是欠缺了一點甚麼,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不過李偉文亦承認,新同盟資源有限,對黨員的支援不足,唯有汗水多付出,所以要求有時候可能過高。新同盟的執行委員會內有不少年輕人,他希望這些年輕黨員能夠多點體會,吸取經驗,犯錯不要緊,最重要是從錯誤中學習。

「年輕黨員對我們老一輩的有微言沒有問題,是正常的事。我們可能有點心急,但真的很希望年輕黨員能夠接過棒子,我們便可以退下來。政黨一定要用心栽培新生代,給他們機會,把棒子交出給他們。前車可鑑,老人政治絕不可取。」

二○一一年,新民主同盟創黨翌年,派出十人參與區議會選舉,八人當選,但有七人是原區議員成功連任。李偉文認為今年的選舉才是真正的考驗,新同盟計劃派出多人參選,而其中不少是年輕黨員。他覺得從政者必須經歷選舉過程才會成熟,勝當然值得高興,敗卻不必氣餒,經驗寶貴,從中學習才重要。他曾經參加過區議會選舉,雖然落敗,但已全力以赴,而且明白到參與民主運動可以在不同崗位上出力,並非所有人都有機會或者適合走到台前,他退到幕後做支援工作,一樣可以發揮作用。

與激進的政黨和組織相比,新民主同盟是溫和得多,但論溫和,新同盟比傳統的泛民政黨走得前,可以迴旋的就是這樣一個不算大的空間,但足以建立基礎,穩步發展。李偉文認為新民主同盟不必急於擴展,目前最重要是應付年底的選舉,長遠而言是做好內部的協調和融合工作。

「現在是年輕人上陣的時候。我希望新民主同盟有更多人出來接班,政黨的運作最好由有政治能力的年輕人作主導,這樣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