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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調景嶺健明邨明月樓地下一號

梁里在將軍澳區長大,他記得童年時區內沒有甚麼社區設施,那時將軍澳隧道還未開通,印象最深刻是家人要乘三四十分鐘巴士往觀塘買餸和其他日用品。所以他很年輕已經在想,原來安居並不是有屋子住那麼簡單,還要有生活所需的各種設施配套。他長大後進了嶺南大學,修讀社會科學,但對社會和政治開始關注是響應學生會的號召參加二○○三年的七一遊行。大學畢業後,他在商界工作了一年左右,對自己的發展還未有很清晰的方向,這時調景嶺區有位民主黨區議員招請助理,他應徵,獲得錄用,開始接觸地區工作。

梁里一直以為區議員的工作不外是定期開開會,留意一下地區事務便可以,做了議員助理才發覺原來區議員要處理的事務包羅萬有,一點不簡單。他對地區工作認識深了之後,愈做做起勁,想到回饋這個自己在其中長大和生活的社區,於是參與二○○七年的區議會選舉,取得西貢區健善區議席,成為區議員,二○一一年亦成功連任,繼續服務街坊的工作。

二○一○年民主黨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換來的是政府接受增加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的建議,但普選時間表和廢除功能組別的要求則按下了。民主黨內以新界東支部為主的不少黨員忿而退黨,梁里是其中一人。他坦言當年大家既感憤慨亦很無奈,民主黨的政改取態可以說是完全顛覆了他看法,以為這個黨在民主的道路上不會妥協或者和當權者作利益交換。

「所以我們成立新民主同盟時引以為戒的就是不要有一言堂的出現,一個政黨有太多授權票,只要幾個有足夠授權票的人互相合作便可以壟斷黨務和左右黨的方向,這絕對是不健康的。我們希望黨內有多點聲音,也盡力使黨政分家,黨的發展不會受議會議席和選票太大影響。」

新民主同盟的本土立場是范國威參選立法會時大家討論出來的,梁里認為是走得很好的一著。他覺得所有本地政黨其實都應該關心本土議題,否則不要自稱本地政黨。他補充說,尤其是現時特區政府只是中共的傀儡,中共要宰割香港謀取利益,特區政府只會助紂為虐,所以本地政黨更有責任去捍衛本土,以及爭取政府制定政策時以港人優先來維護本地人的權益。不過他承認新同盟在這方面亦有不足之處,主要是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地區工作者,不是區議員便是地區主任,實務地區工作做得札實,和居民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但在理論層次暫時仍有待改善,而本土議題在在需要更多的論述,把抽象的理念向市民解釋,令大家更易明白和接受。他希望可以抽時間多進修多讀書,在本土議題的論述上下工夫,除了可以為新同盟做點事外,亦希望能夠提供一些較務實的本土論述觀點給大家參考。

現時本地爭取民主的政黨和組織作風不一,梁里認為新民主同盟屬中間派,因為既然要走議會路線便不適宜在街頭以激烈行動來宣揚主張,而且新同盟以地區工作為核心,太激進可能會令地區支持逐漸流失,並非明智。他解釋,走議會路線不一定是放棄群眾運動,以反網絡二十三條為例,新同盟便聯絡了不同的網上團體組織行動和集會,清楚向政府表達意見。

「政黨始終有它的角色和作用,新民主同盟中立的意思是我們有自己的宗旨和立場,不會隨事件而改變。有人說新世代不需要政黨或者組織領導,這也是好事,社會的改革需要大家參與,不能把責任完全交付給政黨。」

不過梁里認為市民最直接的參與始終是好好利用手上的選票。面對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梁里表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向社區居民宣傳和解釋新民主同盟的理念,那些無可無不可的中間選民更是要盡力爭取的對象,希望可以和他們多點溝通,改變他們的立場。他察覺到雨傘運動之後,關心社會的年輕人的確是比以前多了,有時候還會遇到主動和他討論時事或政治的青少年。

這些年裡,政治人物爾虞我詐、拼個你死我活的所為梁里看得多了,所以雨傘運動期間,那麼多市民自發走出來,沒有私心地合力爭取應有的權利,梁里覺得不可思議,也令人振奮。最令他難忘的是區內有一個八十多歲的婆婆,很平凡的老人家,有一天要梁里帶她去金鐘佔領區,為學生打氣,同時感謝這些年輕人,為香港的前途勇敢地站出來。梁里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婆婆會這樣做,他帶婆婆去了。

「《基本法》列明香港的政制是以民主為目標來發展的,是我們的權利,我們應該要去爭取,也是必須堅持的原則。眼前的情況似乎令人悲觀,但長遠而言,我是感到樂觀的,我覺得香港人要對自己有信心,不要放棄,一定會有一天爭取到我們應有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