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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光在嶺南大學攻讀社會科學,主修中國及亞太事務,二○○一年畢業後,在雜誌社任職。做了年多的財經記者,他想轉變,剛好當時民主黨的區議員范國威在招聘助理,他去應徵,獲得錄用。呂文光在中學時開始關心時事,九七過渡前後種種問題他都有留意,對民主的認識亦始於其時,入大學時便選修政治學,後來的發展也基本上受到影響。他做記者時,雖然是在財經版,亦有感傳媒工作有監察社會的功能,但覺得最終還是要直接參與才能帶來改變,所以衍生了去做議員助理從事地區工作的念頭。

從來沒有想過入商界的呂文光,只想做可以幫助到人的工作,他覺得選擇做民主黨議員的助理是很自然的事,但他沒有入黨,希望可以保持客觀的立場,多點認識地區工作。也是因為非黨員的身份,有些機會他失去了,也感到發揮始終有限,兩三年後便辭職,重回傳媒圈子迄今。他雖然不做議員助理,但和范國威仍有保持聯絡,有時候還做范國威的義工。二○一○年,范國威等退出民主黨,成立新民主同盟,呂文光非常支持,但仍沒有入黨的念頭。

「我是二○一四年五月加入新民主同盟的。近幾年我覺得香港的傳媒空間愈來愈窄,記者的工作變得很困難,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我覺得一班理念相近的人走在一起,為社會的改變而共同努力,為何不可?」

呂文光加入新民主同盟,部分原因是范國威的關係,但最主要是他很認同新同盟的宗旨,尤其是對本土居民權益的重視。他覺得有時候不必去到一個很宏觀的層次去說服一般市民,反而一些細水長流的地區工作更能和市民建立關係,彼此有了溝通的渠道,到了面對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便更容易向市民解釋立場,把他們爭取過來。只談理想,但處理不到實際事務,根本無法凝聚民心,遑論宣揚較為抽象的理念了。所以政黨的根基便是地區工作,新民主同盟在這方面一直都是實幹派。

呂文光很喜歡歷史,讀了不少有關歷史的書,他嚮往的是古希臘的雅典式民主,由選民直接投票來決定議案。這種城邦小國的直接民主制度當然很難適用於今天,但就算是現代通行的代議士制度,他認為公民的表達意見權利和平等參與的機會仍應該得到保障。對香港現時的局面,呂文光不諱言是有點悲觀。他覺得社會已經基本上分裂成兩大陣營,互不相容,一班朋友裡面,如果有九個是黃絲帶,一個藍絲帶,那九個一定不問情由圍攻孤立的一個,反之亦然,完全沒有溝通說理的餘地。他覺得溫和派或者中間派泛民的空間現在已經不多,不過以新民主同盟的「本土」定位,他認為仍有大可發展的餘地。畢竟「本土」和「民生」是密切相關的議題,新同盟既主張「民生無小事」,其致力於維護本土的權益,正好不謀而合。

「把本土等同港獨是有意抹黑,混淆視聽。我們只希望維護本土人的權益,主張政府制定的政策應以本土人的權利為優先考慮,完全不是要排外,更加沒有絲毫搞獨立的意思。新民主同盟的章程寫得很清楚,組織成立的宗旨之一是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雨傘運動期間,呂文光差不多每天都去金鐘佔領區逗留幾個小時,除了是傳媒工作者的天職,亦自覺是一個參與者,兩者的角色當然要平衡,他也盡力做到不影響自己的工作和公司的利益。去年十月十四日晚,有聚集在政府總部外的市民不滿學聯和佔中三子的立場,開始佔領龍和道,和警察衝突起來。呂文光當時在公司,看到電視新聞,馬上趕去金鐘。他沒有在前面衝鋒陷陣,但當場和好幾位年輕人傾談,令他大為感動的是發覺這些年輕人都思路清晰,完全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亦明白所要承擔的後果,並不是盲目衝動的一群人。按呂文光的評價,雨傘運動達不到既定的目標,從這個角度去看可以說是失敗的,但在本地公民社會的發展上卻是重要的一頁。

他認為年輕一代的覺醒是雨傘運動最大的收穫,所謂覺醒亦不單只是指對民主的追求,而是明白到有些事情其實要由自己身體力行去爭取。這種覺醒亦指我們知道及重視自己應有的權利,而且明白到權利愈大責任亦愈大,這是對全民而言,並非只是年輕一代,所以爭取或者維護自己的權利時必須經過多番思考,清楚了解問題的關鍵,行動起來才不會猶豫,就算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也是很寶貴的公民教育,令大家對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有更深的認識,對公民社會來說絕對是好事。當然,政治制度和公民社會是互相影響的,但呂文光認為,縱使我們在政治上暫時難有寸進,但盡力去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是值得去做的事。

「有些事情差不多可以預見結果,這不是說便可以不去做,就此放棄。爭取真普選容易嗎?但我們必須向當權者清楚表明我們的訴求和立場,所以一定要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