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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炫瑋二○一○年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現時在中文大學修讀碩士課程。他在中學時期已在社福機構任義工,入大學時本來想讀社工,但機緣巧合卻進了哲學系。大學畢業後,他還是選擇了社福界,主要工作是協助社工籌備及組織項目,做了三年,決定回大學深造。周炫瑋自言在大學時仍是處於沉睡狀態,二○一二年的國民教育事件才令他醒過來。他認識到政治的影響如水銀瀉地,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誰知政治要橫加左右,教育便變質了。他也開始仔細思考社福界去政治化的現狀。不少業界人士都只埋首工作,對政治和社會事件沒有太大的反應,但政府制定政策本身就是政治問題,不設法認識和理解政治,對政治有批判的能力,怎能提供最合乎社會所需的服務呢?

周炫瑋在中大進修社工碩士課程時,班上有一位同學鍾錦麟,是西貢區區議員。他頗佩服鍾錦麟年紀輕輕便當選區議員,對政治議題拿捏得很有分寸,鍾也很欣賞周炫瑋在課堂上的發問,多能切中社會情況,大家傾談之下,原來都是嶺南大學畢業,而且是同屆同學,只是不同學科。鍾錦麟邀請他加入新民主同盟,當時是二○一四年年初。

大概是二○○六或者○七年,還是高中生的周炫瑋第一次接觸政黨,那時中學仍未改制,他選修通識科,做了一份研究政黨年輕化的功課。他聯絡了民主黨、民建聯、公民黨和自由黨,各黨選一位立法會議員和一位區議員來訪問。自由黨沒有回音,公民黨總是太忙,無法訪問得到,結果只訪問到民主黨和民建聯。

「回覆最快的是民主黨的鄭家富和關永業,星期四、五打電話去,星期一、二已經訪問到他們,我很感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告訴我,資源非常緊絀,工作困難重重,但我感受到他們的堅持。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泛民主派的人,可能當時已在心裡埋下了種籽。所以投票時我投了范國威一票,可以說是之前的經驗令我對泛民有好感。鄭家富和關永業兩位後來退出民主黨,關永業則和其他人組成新民主同盟。」

周炫瑋很欣賞新民主同盟的堅定立場,不容易妥協,但亦不像某些激進政黨或組織般偏執。同盟內有多位區議員,有幾位已經連任了幾屆,對地區工作非常熟悉,也很努力,一直默默耕耘,是很資深的議員,只是知名度不高。周炫瑋覺得其他政黨的區議員也很努力做地區工作,但因為所屬政黨的立場和作風,他們很難不受影響。有心從政的年輕人如果要選擇加入政黨,對這些組織都會三思,甚至卻步。

自二○○三年大勝之後,泛民在接著兩屆的區議會選舉均失利,以大埔區為例,而今只剩下三個議席,這與選舉模式和資源當然有直接關係,周炫瑋不無感慨。不過他指出,泛民在二○一二的區議會選舉裡得票仍比建制派為多,但在區議會的民意代表和聲音卻不成比例,形勢似乎一面倒。他目前在大埔區任議員助理,不諱言正積極考慮參加今年的區議會選舉,正努力做好地區工作。他認為地區工作對政黨很重要,是爭取市民支持的主要途徑,政黨發展的最大動力其實就來自其區議員在地區上的表現。

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發展令周炫瑋感受甚深。他的朋友知道他加入政黨後都有頗大的反應,不以為然的人當然有,幸好基本上都是贊同他的立場,也認為民主是要爭取的,鼓勵他加油,可惜大多數都不是行動派。他們都沒想過加入政黨或者從政,有些人表示做義工可以考慮,但最好不要做街站工作,因為不想拋頭露面,真正為了爭取民主而坐言起行的人不多。不過他最感到難受的是另一件事。

「我的父母都很保受,可以說是擁護建制的,覺得特區政府很好,甚麼雨傘運動是在破壞社會的秩序。他們認為我應該大學畢業後找份好工,最好是政府工,有保障,然後儲點錢,買樓,安安穩穩。不少父母都有這種心態,年輕一代卻往往有不同的看法,雨傘運動可以說是把這兩種態度激化了。」

雨傘運動期間,周炫瑋和父母的關係很緊張。後來他盡量避免在家裡談政治議題。父母大概亦覺得不可能改變他的立場,而且看到他一面勤力讀書,一面努力工作,並非無所事事,慢慢也不置可否。香港的民主發展前路多艱,泛民政黨要吸收新血一點也不容易,但路還是要走下去的。周炫瑋認為新民主同盟提出港人優先的本土政策是走對了路,以民主立場拓展出可以發展的空間。他覺得區議會的權力雖然有限,但如果盡力去做,仍可影響地區的發展。他的抱負便是能夠把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應用在地區工作上。

「社會工作其實是地區發展的重要一環,每個地區的居民都需要不同類別和程度的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地區發展如果只能由上而下,欠缺了居民的聲音,這算甚麼發展呢?所以新民主同盟主張『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我非常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