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耀中在中文大學修讀化學,一九九○年畢業。他自少已經在家裡聽到大人說上幾代人如何在大陸做生意,可惜被共產黨抄家,變得一無所有。大人們也不避談政治,而且家裡時常有《七十年代》這本雜誌,耳濡目染之下,他對大陸的政治情況一點也不陌生。所以他入中文大學後,對校內學生組織之間的政治討論不覺得有甚麼特別,那是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的年代,一切似乎大局已定,大家都在等待英國把香港的主權交回中國。然後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陸耀文回憶當年,仍然覺得難以置信。他認為六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以前讀抗日戰爭史,讀到南京大屠殺,震撼不已,但現在是本國政府下令軍隊屠殺自己的人民,他非常憤怒,覺得這個政府已無可救藥。

一九九○年,簡稱港同盟的香港民主同盟成立,陸耀文決定加入,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出一分力,那一年他也大學畢業。可是他的家人不想再留在香港,雖然萬般不願,他還是隨家人移民去了。一九九四年,俗語所謂的「移民監」坐完,陸耀文回港。這時港同盟正醞釀和匯點合併。陸耀文加入港同盟,成為司徒華的助理,也開始在民主黨內接觸不同的工作,尤其是當年的區議會選舉工程。翌年,他轉任李華明的助理,同年,李華明在立法局選舉的九龍東南選區擊敗譚耀宗。他承認有過動心想參選的時候,那一次是二○○三年的區議會選舉。但最後打消了念頭。

「人要有自知之明,選擇自己能力所及的工作。我在黨內做了九年,一直都在幕後,看得太多了,要走到台前,一點也不容易。區議員的工作不大適合我的性格,恐怕自己不能勝任。」

二○一○年,民主黨內一班改革派黨員退黨,陸耀文是其中一人。談起當年的恩恩怨怨,他仍然耿耿於懷。他解釋說,二○一○年民主黨的政改立場只是退黨原因之一,二○○六年的民主黨「真兄弟事件」其實早已埋下種子。當年黨內領導層聲稱民主黨已被中共滲透,矛頭直指向黨內的改革派,陸耀文因為在民主黨秘書處工作,所以首當其衝。事後發展當然還改革派的清白,證明他們是被冤屈,但對當事人來說,可以說是如飲冷水,點滴在心頭。

所以這班前民主黨改革派成立新民主同盟時,切切引以為戒的就是所謂「大佬文化」,即是政黨高層利用權力任用親信,壟斷黨內重要事務和參與議會選舉的決策。陸耀文認為政黨得到議會議席愈多當然愈好,可是反過來政黨議員凌駕中央黨部,政黨由議會主導,結果黨內精英都以取得議席為目標,黨務反而變得次要,黨的發展也因為選票的考慮而受到影響。他主張政黨應該採用黨政分開的雙軌制,黨內議員專注議會工作,中央黨部則負責黨務發展,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間。

「其實黨內出現改革派,表示這個政黨已老化。政黨沒有接班人,或者本來可以成為接班人的年輕黨員受到壓抑,差不多永遠由黨內元老包攬一切,這個黨怎會有足夠的動力發展下去?」

新民主同盟很著重培養新人,黨組織現時採用輪任召集人制,而且鼓勵新人參選執行委員會,希望大家能夠兼顧管理的角色,所以雖然新同盟成員人數不多,但基本上是全體參與。陸耀文清楚記得當年他們一班人離開民主黨,何俊仁對傳媒說,他們要「自己學習一下當家的困難」。當家當然不容易,對一個新成立亦資源不足的小政黨來說更難,尤其是成立後便要參與接踵而來的兩次議會選舉。陸耀文不無感嘆,但亦感到自豪,他覺得一個政黨要有五至十年的磨練才會成熟,五年來,新民主同盟努力塑造自己的形象,今天成功打著「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的主張,配合捍衛本土文化和權益的倡議,不亢不卑地在泛民陣營中佔一席位。

對於年輕成員參與議會選舉,陸耀文認為勝出固然值得高興,但更重要的還是他們落敗時應該怎樣做,這也是從政者培養成熟心智的好機會。組織應該協助落敗者檢討落敗原因,鼓勵和支持他們吸收經驗,然後繼續向前走。他覺得世界瞬息萬變,政治變化更加難以預測,佔中演變成雨傘運動便是個最好的例子。誰也不知道四年後的下一屆議會選舉將會是怎樣一個局面,所以有志參與選舉的年輕人應該把握每一個機會,不要等待,更切勿畏縮和害怕失敗,做好準備,全力以赴,勇敢向前。成員向前走的政黨一定不會落後人前的。至於他自己,陸耀文表示,自新民主同盟成立以來他即出任秘書長一職,本屆任滿便會退下來,專心其他幕後工作。「毋忘初衷」是他們一班新同盟的資深成員經常互勉的說話,政黨要健康成長,一定要多給機會予年輕一代去發揮。

「排球隊有一個自由人的位置,功能在於加強防守以達到平衡攻守的效果。我希望做自由人,在新民主同盟內擔當合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