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王寶來是個普通小商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卻是一位工會領袖。他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即在香港電話公司任職,八十年代時獲推舉為公司聯席諮詢委員會的員工代表,一九八六年更參與籌組高級技術主任協會,任籌委會主席,其後出任協會副主席。電話公司後來被大東電報局收購,組成香港電訊公司,到二零零零年又發展成電訊盈科,那是後話。八十年代末,電訊公司進行了一次員工薪酬調查,結論是文職人員薪酬偏高,須往下調整。調查報告一公布,員工嘩然。王寶來憶述,事實是工程人員的薪酬偏低,公司妄顧,卻拿文職人員來對付,令人反感。員工於是組織了一個大會,向公司施壓,公司眼看群情洶湧,不得已撤回減薪的建議。王寶來自參加工運以來,對社會上的剝削和不公平現象已認識不淺,經此一役有更深的體會。這幾年的工會工作也使他得以結識司徒華、李柱銘、劉千石等在香港政壇上和工運界的活躍人物。

一九九一年,王寶來離開香港電訊。他雖然退出工會運動,關心社會和支持民主的心卻沒有消退,每年的六四晚會他都出席,香港回歸後的七一遊行他是常客。二零零三年的五十萬人七一大遊行,他和電話公司的舊同事張國強重逢,兩人從此時有來往,時常見面聊天。這位當年的工運戰友後來加入民主黨,而且成為將軍澳區的區議員,不過王寶來始終沒有加入任何政黨或者組織。二零一零年,民主黨和北京接觸後妥協,支持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引起泛民主派團體和不少支持民主的市民不滿,指責民主黨出賣香港。當年六月,民主黨在教協的銅鑼灣會所召開特別黨員大會,王寶來設計了一張單張,內容大致是「請民主黨懸崖勒馬,不投降、不變節......不要贏粒糖、不可輸香港」等口號,下款則為「一群港同盟到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用影印機複製了多份,走到教協會所樓下派發。他記得當時范國威接過他的傳單,問他有甚麼要求。他請范國威替他在會場內派傳單,並呼籲其他黨員投票反對。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這是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一件重要事件。到新民主同盟成立,我知道他們只得很少人,所以便加入,希望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而且我十分認同他們的理念。新同盟內以年輕人居多,我算是老人家了。」

談到香港的民主發展時,王寶來覺得最好的時機已失去,認為在英國未撤出前香港人便應該盡量爭取更民主的政制改革,尤其是當時的民主派在立法局仍是大多數。他指出,最錯誤的一著是一九九四年立法局辯論全面普選的方案,匯點的李華明、狄志遠、黃偉賢和梁智鴻在表決時投反對票,理由是希望政制可以順利過渡至九七回歸之後。如果當時通過立法會全面普選,形勢便完全不同了。到今時今日,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愈收愈緊,香港人要爭取民主愈來愈難。再者,經過這麼多年,新移民人口大量增加,香港的建制派在北京的操作下亦從來沒有閒著,香港人的本質已變,香港的民主之路更不好走了。

「我總覺得我們已經有的不能放棄,例如法治、言論自由,這些原有的核心價值一定要設法捍衛,至於還未爭取得到的要繼續努力,不能因為困難重重便氣餒,否則香港人更加會遠離民主。」

王寶來覺得香港的經濟對大陸依賴甚深,而且變得單一化,最大的得益者是大商家和權貴,平民受惠有限,窮者亦愈窮,政府來來去去得派糖一招,但求穩住社會的低下階層,不出亂子。至於一般平民和中產,則被高樓價壓得喘不過氣來,人人以置業為人生目標,這種觀念在社會上愈普遍,當權者愈得其所哉,大家都為樓奔馳,都渴望有一個安定環境,甚麼雨傘運動公民抗命是破壞秩序的動亂,這些便是當權者樂於看到的社會氣氛。王寶來談到這個情況,感慨萬千,社會朝這個不健康的方向發展下去,令人擔憂。所以香港人更加要爭取民主,不能任由當權者把整個社會引領走上錯誤的道路。

王寶來自言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他十分欣賞雨傘運動的一句口號「青年重奪未來」,很希望年輕一代能夠做到不被物質引誘及支配,堅持理想,改善社會,年長的人則應該恰如其份地協助和引導,讓年輕人吸收經驗和成長。雨傘運動期間,他在金鐘佔領區做糾察,有一次遇到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衣著斯文,溫文有禮,帶了兩大袋上海粢飯來送給佔領區的人吃。這一幕他不會忘記。

「每一個人在適當的時候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已經很好。現在談悲觀或者樂觀沒有意思,不如大家埋頭苦幹,為香港的前途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