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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大埔富善邨善美樓地下 23 號

任啟邦,香港出生,城市大學公共行政學課程畢業,一九九九年在大埔區參與區議會選舉,是當時香港最年輕的區議會選舉參選人,但結果落敗。其後,任啟邦赴英國赫爾大學修讀社會政策學,畢業後回港,重新投入地區事務。二○○三年,他再次參與區議會選舉,奪得大埔富善邨怡富選區議席,四年後成功連任。二○○八年,任啟邦參與立法會選舉,排在鄭家富名單第二名。二○一○年,他與二十多名民主黨成員不滿黨的領導立場而退黨,並參與成立新民主同盟。二○一一年,任啟邦以新民主同盟身份第三度參加區議會選舉,以多一倍的票數擊敗建制派對手,成功連任。

任啟邦受父親的影響頗深。他的父親很闗心社會,經常在家裡談論時事,耳濡目染之下,他對不少社會議題都不陌生。一九八九年,他是個高小學生,北京發生的一切令他變得更想多點了解社會上的事。接著的好幾年,父親帶著他和弟弟參加了每年的六四紀念晚會,有時也會去遊行,他對社會和政治的關注亦愈來愈濃厚。上中學的時候,他開始主動去發掘這方面的資料,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都是不會放過的議題。一九九七年,任啟邦中學畢業,為民主黨做義工,未幾更加入民主黨成為會員,正式接觸社會和政治事務。一九九九年,任啟邦參加區議會選舉,雖然落敗,但見識了選舉的激烈競爭。

「當時很年輕,才二十一歲,剛到合法參選年齡,想法也很簡單,純粹是希望能夠在地區事務上幫助到居民。舉個例子,有居民因為住所設備的問題,打了十次電話給房屋署,仍然不得要領,但議員施點壓力,問題很快便解決了。所以覺得議員是地區居民和政府部門之間的重要橋樑。」

那一年任啟邦是城市大學公共行政高級文憑課程的二年級學生。城大畢業後,他前赴英國深造,修讀社會政策學。這一年的學習令他多了思考的角度,明白到參與地區事務固然可以直接幫助居民解決問題外,但更重要的是嘗試可否在政策層面上影響政府的工作,從而真正造成改變。取得學位後,任啟邦回港,找到一份物業管理的工作,但仍為民主黨做義工。物業管理的性質和區議員的工作很相似,很多時候都是為居民解決生活環境的大小問題。二○○三年,他辭去工作,參選大埔的區議會選舉,成功獲選,兩度連任至今。同一年,香港政治環境的改變亦令任啟邦有新的體會。七月一日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結果《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胎死腹中,原來人民的力量可以凝聚成這樣大的壓力,令政府改變政策。

任啟邦做了十二年區議員,覺得現在的社區要求愈來愈高,居民也一改以前的被動性,變得更主動,而且也勇於表達更多的聲音。十二年來,從開始時的眼神接觸、點頭招呼,到後來自動聯絡和提出問題、做義工,工作由單向式變得有更強的互動性,一步一腳印走過來,與街坊建立了互信的關係,感受到地區上的人情味,任啟邦不無感慨,也很欣慰努力沒有白費。不過他亦感到無奈。

「這一屆的特區政府最不好是把門關上。以前政府尚會諮詢地區的意見,由聯絡主任找議員和地區人士傾談,雖然最後可能仍然解決不到問題,但起碼也會做些工夫。現在的政府是連這些工夫都不做了,搞一兩個所謂大型諮詢會,便算是蒐集了意見,根本是視地區意見如無物。」

政府這種愈來愈拒納民意的態度卻令市民變得更主動,這是任啟邦近年的體會。他的觀察是很多市民覺得再不發聲,他們的權益便會逐漸受到損害,而且大家針對的已由社區設施或者居住環境的改善而擴展至本土議題。他舉出年前大埔區內有商場以旅遊巴接送大陸旅客往返購物為例,區內居民反應強烈,因為交通大亂,實在令大家難以容忍,當時向區議員投訴的人很多,網上的討論更非常熱烈,後來在各方調解下,商場取消了這個安排。經此一事,大家似乎有一種團結起來主動維護權益的默契。這個大概可以名之為「覺醒」的現象在年輕人之間尤其明顯,他們更自覺是社區的持份者,對社區有較強的歸屬感,希望能夠在社區的規劃上更積極表達意願。而區議員以至立法會議員就是他們最希望能夠在這方面發揮作用的媒介。

當年退出民主黨,任啟邦覺得是道不同的必然結果。他們二十幾位志同道合的人組成「新民主同盟」,主張「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有關民生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因為地區是政黨的根基,政黨要發展,必須從地區做起。目前大埔區二十多個議席只有三位泛民議員,新民主同盟佔了兩席,任啟邦希望能夠培訓更多年輕的黨員做好地區工作,參與選舉,逐步改變這個地區議會被建制派操控的現象。所以他現時只專心區議員的工作,暫時不作他想。

「民主是要堅持的。我們不會光喊口號,或者只顧論說而忽略地區工作;也不會走上街頭暴力抗爭。但我們一定會堅持爭取民主的承諾,不亢不卑地走我們的路。」